陈志武：国防金融的涵义及大国战略的重要性

梅丽莎好

　　

　　陈 志 武
　　本文作者陈志武曾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于2016年7月起担任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 (经济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千人计划教授。主要研究工作涵盖金融学理论、金融社会学、经济史、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等。
　　

　　在谈到中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时，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如何判断美国的实力，这影响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可行性。例如最近提出的“印太”战略，涉及到美国到底有多大的意愿和能力将此战略落实。
　　我的一个简单判断是，在美国的金融市场，美国可以利用的资源空间和调配潜力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很多。与此相关的一个建议是，研究大国战略和大国崛起，需要尽量加一些金融的视角。换句话说，在我印象中，从历史书中看到的最多是关于英雄人物、政治人物、革命精神的故事，至于钱从哪里来?如何为革命融资?历史书很少关注这些话题。我曾请教过一些历史学者，好奇怎么没有人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更不要说金融史。他们给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钱这个话题太低俗，所以从钱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和分析历史的话，也会显得很低俗，所以更高大上的话题通常是宫廷斗争，还有就是公平、正义、政治、政党等等，那些才是更过瘾的话题。
　　但无论是革命还是国防、大战小战，都离不开钱、离不开融资，最终其实是依赖于钱。所以国防金融、战争金融就变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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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金融为什么重要
　　那么，国防金融为什么重要?我先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一艘航母动辄需要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成本;军机最高的价格也可以达到好几亿美元一架;导弹一枚要十几万到上千万美元;潜艇等其它武器的成本可以依此类推。可见现代国防开支需要的钱非常多。
　　军队利用金融可以把国防能力提升很多倍。一个最简单的事实：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国防开支盯得很紧。例如美国每年国防开支是有限的，受制于国会或议会的限制，但是如果有金融的帮助，他们可以用这笔有限的钱做很多的事。
　　具体地说，假如你买的每一架军机和每一艘潜艇都要用这一万亿国防开支的钱来购买，而这些钱能够做的事是X。但是如果你采用另外一种办法，每一艘军舰都是通过贷款，比如一百年的贷款;或者是通过金融租赁安排来获得，那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艘军舰、每架战斗机，尤其是航母这些大型武器，都可以通过期限100年的贷款买下，或者根本不买而是由银行租赁公司帮军队买下，然后军队每年只支付利息、或者租金和使用费。如果按100年处理，成本为100亿元的军舰可以分摊到100年去支付，这样当年的军费开支里用于这艘军舰的钱只相当于1个亿左右，而不是100亿。这样一来，军队使用同样总量的军费，但是能够买的东西、能够做的事就可能放大100倍。
　　大家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奇怪，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是雇佣那些公司帮他们去打仗的。但是如果按照刚才的逻辑去展开想象，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通过这些上市民营公司帮他们去打仗，这些费用实际上也可以通过金融安排，分摊到未来很多年去，而不是百分之百都来自于当年的国防开支，比如先由银行或者基金公司帮国防部付给这些民营公司，今后由国防部分期给银行或基金公司付款，就这样利用民间资本帮助国家扩大实力、减轻压力。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只是X这么多的钱，但可以做的事却是20倍、50倍甚至100倍于X的总量，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帮美国治理整个世界。美国每年的国防预算有限，因为国会的限制比较多，但是能做的事却可以放大很多倍，就是因为金融对国防战略布局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在中国谈论金融的重要性，都是从企业融资的角度去谈的，以致于一说到金融为什么重要，每个人都立即想到企业融资、经济增长融资。最近这些年终于认识到金融对家庭、对个人也重要，所以，消费金融、理财金融越来越受重视。但是，金融对国防、对战争融资的重要性，还谈得很少，不受重视，这个局面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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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金融安排
　　我们可以从历史去看国防金融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金融安排发挥了哪些作用?或者哪些是因为战争金融的缺失，让各朝代走向灭亡的?
　　从战争融资或者国防融资的角度来讲，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急融资能力。我们都知道，战争的发生往往是事先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好的。不可能在五年以前就知道中国或者是哪两个国家之间会发生一场战争。因此在历史上，为了战争，尤其是突发战争，是否有应急金融手段，这对结局会起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是常规性国防开支的融资。这主要由政府或军队的征税能力决定，征税能力高低决定国防常规开支的高低，决定每年可以做多少事情。
　　所以，常规性国防开支的融资能力和突发战争的融资能力，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两个不同方面。而这两个方面是宋、元、明和清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以致于这些朝代到最后都断送于其中。到中华民国时期，情况就好多了，但挑战也很大。
　　当然，应急融资能力会决定突发战争的结果。我喜欢用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左宗棠西征的故事。
　　左宗棠的故事
　　左宗棠在1866年奉命做陕甘总督，接手了镇压在陕西甘肃的回民起义。后来左宗棠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抱怨说，起初在一年里有两个月可以满饷(就是给士兵发全额军饷)，剩下的10个月能拖就拖。后来是一年只有一个月能够满饷。再到后来,大概是1870年左右，在他给朝廷的信里说现在一年里一个月的满饷都没办法发下去了。

　　▲ 左宗棠收复新疆
　　大家想一想，如果说这个士兵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有一回没一回，下个月可能十有八九是欠条的话，军心能够有多大的稳定性?有多少湘军会愿意帮他卖命?在他镇压了回乱之后，朝廷要他继续西征，接下来他被授命去收复新疆。但是收复新疆的费用要高很多，当时预算大概是800万两银子，可是后来的实际开支是5100万两银子，是整个清朝一多半的年收入，远远超出预算。
　　所以，当时左宗棠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怎样找到钱让这些士兵的工资、吃饭等问题都可以解决。当时清朝的战争融资手段主要是三个：一个是靠征税。但是清朝的征税能力跟现在中国比起来差得特别大。根据很多历史学者的估算，清朝从初期到左宗棠的时候，大概一年征上来的税收是8000到9000万两银子，是GDP的3%到5%之间。而现在中国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是GDP的25%左右，加上国有企业和土地收益等预算外的收入都放进来，今天的政府收入是GDP的35%左右。所以，那时候征税能力差，因此靠加税为战争融资难!当然，如果像宋朝和明朝晚期皇帝那样强行加税，会带来官逼民反，加快帝国的灭亡。不好办!
　　所以，左宗棠所处的时期战争开支压力非常大。特别是从1851到1864年的14年间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而且涉及到14个省份，这是清王朝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压力，尤其是战争融资消耗压力。所以，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的时候，清朝的国库都耗尽了，当时的财政盈余没法帮助左宗棠完成西征任务。
　　第二个在清朝常用的战争融资手段是卖官位。根据一些估算，卖官的收入，在“太平天国”期间大概占战争开支的四分之一。由于太平天国战乱太久、涉及面太广，持续卖官造成的局面很混乱。因为在“太平天国”之前卖官特权都是由户部掌握的，但是“太平天国”需要的融资量太大了，所以就不得不把卖官的权限分散到各省，特别是由湘军、淮军、皖军等在各地方去设局卖官。左宗棠早期主要是靠这个收入，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