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防金融的涵义及大国战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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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志 武

本文作者陈志武曾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于2016年7月起担任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 (经济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千人计划教授。主要研究工作涵盖金融学理论、金融社会学、经济史、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等。



在谈到中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时，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如何判断美国的实力，这影响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可行性。例如最近提出的“印太”战略，涉及到美国到底有多大的意愿和能力将此战略落实。

我的一个简单判断是，在美国的金融市场，美国可以利用的资源空间和调配潜力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很多。与此相关的一个建议是，研究大国战略和大国崛起，需要尽量加一些金融的视角。换句话说，在我印象中，从历史书中看到的最多是关于英雄人物、政治人物、革命精神的故事，至于钱从哪里来?如何为革命融资?历史书很少关注这些话题。我曾请教过一些历史学者，好奇怎么没有人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更不要说金融史。他们给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钱这个话题太低俗，所以从钱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和分析历史的话，也会显得很低俗，所以更高大上的话题通常是宫廷斗争，还有就是公平、正义、政治、政党等等，那些才是更过瘾的话题。

但无论是革命还是国防、大战小战，都离不开钱、离不开融资，最终其实是依赖于钱。所以国防金融、战争金融就变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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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金融为什么重要


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在中国谈论金融的重要性，都是从企业融资的角度去谈的，以致于一说到金融为什么重要，每个人都立即想到企业融资、经济增长融资。最近这些年终于认识到金融对家庭、对个人也重要，所以，消费金融、理财金融越来越受重视。但是，金融对国防、对战争融资的重要性，还谈得很少，不受重视，这个局面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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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国防金融安排

我们可以从历史去看国防金融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金融安排发挥了哪些作用?或者哪些是因为战争金融的缺失，让各朝代走向灭亡的?

从战争融资或者国防融资的角度来讲，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急融资能力。我们都知道，战争的发生往往是事先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好的。不可能在五年以前就知道中国或者是哪两个国家之间会发生一场战争。因此在历史上，为了战争，尤其是突发战争，是否有应急金融手段，这对结局会起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是常规性国防开支的融资。这主要由政府或军队的征税能力决定，征税能力高低决定国防常规开支的高低，决定每年可以做多少事情。

所以，常规性国防开支的融资能力和突发战争的融资能力，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两个不同方面。而这两个方面是宋、元、明和清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以致于这些朝代到最后都断送于其中。到中华民国时期，情况就好多了，但挑战也很大。

当然，应急融资能力会决定突发战争的结果。我喜欢用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左宗棠西征的故事。

左宗棠的故事

左宗棠在1866年奉命做陕甘总督，接手了镇压在陕西甘肃的回民起义。后来左宗棠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抱怨说，起初在一年里有两个月可以满饷(就是给士兵发全额军饷)，剩下的10个月能拖就拖。后来是一年只有一个月能够满饷。再到后来,大概是1870年左右，在他给朝廷的信里说现在一年里一个月的满饷都没办法发下去了。

▲ 左宗棠收复新疆

大家想一想，如果说这个士兵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有一回没一回，下个月可能十有八九是欠条的话，军心能够有多大的稳定性?有多少湘军会愿意帮他卖命?在他镇压了回乱之后，朝廷要他继续西征，接下来他被授命去收复新疆。但是收复新疆的费用要高很多，当时预算大概是800万两银子，可是后来的实际开支是5100万两银子，是整个清朝一多半的年收入，远远超出预算。

所以，当时左宗棠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怎样找到钱让这些士兵的工资、吃饭等问题都可以解决。当时清朝的战争融资手段主要是三个：一个是靠征税。但是清朝的征税能力跟现在中国比起来差得特别大。根据很多历史学者的估算，清朝从初期到左宗棠的时候，大概一年征上来的税收是8000到9000万两银子，是GDP的3%到5%之间。而现在中国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是GDP的25%左右，加上国有企业和土地收益等预算外的收入都放进来，今天的政府收入是GDP的35%左右。所以，那时候征税能力差，因此靠加税为战争融资难!当然，如果像宋朝和明朝晚期皇帝那样强行加税，会带来官逼民反，加快帝国的灭亡。不好办!

所以，左宗棠所处的时期战争开支压力非常大。特别是从1851到1864年的14年间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而且涉及到14个省份，这是清王朝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压力，尤其是战争融资消耗压力。所以，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的时候，清朝的国库都耗尽了，当时的财政盈余没法帮助左宗棠完成西征任务。

第二个在清朝常用的战争融资手段是卖官位。根据一些估算，卖官的收入，在“太平天国”期间大概占战争开支的四分之一。由于太平天国战乱太久、涉及面太广，持续卖官造成的局面很混乱。因为在“太平天国”之前卖官特权都是由户部掌握的，但是“太平天国”需要的融资量太大了，所以就不得不把卖官的权限分散到各省，特别是由湘军、淮军、皖军等在各地方去设局卖官。左宗棠早期主要是靠这个收入，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也不行了。

第三个融资手段是协饷制度。所谓的协饷制度就是通过省与省之间的调配来达到为战争融资的目的。因为不是每一个省都同时在打仗，所以在打仗的省可以得到没有打仗的省的帮助。或者有的省富裕，可以帮助不富裕的省。但是，如刚才所说，持久的“太平天国”战争也把协饷制度推到了极限，没办法靠这个手段为左宗棠提供靠得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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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金融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极其重要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国防金融，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现实非常有帮助。 简单地说，16、17世纪热兵器的使用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水岭，影响到欧洲的军事开支规模，财政国家、融资国家、国家能力建设等概念就随之出现。

热兵器的出现带来非常大的变化。一是武器生产变得非常昂贵;二是对正规军的要求变得非常高。比如1550年，英国军队的常驻军大概只有66000人，150年以后，到了1700年，上升到19万人。法国在1550年的常驻军人只有5万多人，到1700年上升到34万以上。随着热兵器越来越成为新的现实，国防开支、战争开支的大幅增加，那么金融市场对于此后的欧洲社会的决定作用有多大?

简单说，如果我们把法国和英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两个国家的金融融资能力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出融资能力的差别对两国在海陆军军力扩展方面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从金融的角度来讲，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融资成本。根据金融学者的估算，从18世纪中期一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政府借债的融资利率平均在7%左右。但是同期间英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在3.5%—4%左右，也就是说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由此带来的区别是，英国的海军从18世纪中期开始遥遥领先于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这和我们前面说到的热兵器的出现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热兵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战争的结局就不会那么强地受制于融资能力的高低。

注：本文依据陈志武教授在2018年1月由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共同举办的“中国南亚战略探讨与区域合作前景”论坛的主题发言整理，并在《大国策·战略参考》2018年第1期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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